汉学

惠栋倡导“弃宋复汉”，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划分了一条径渭分明的学术界线。惠栋指出，“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经“则断推两汉”“宋儒不可以穷经”^[5]，以汉学方法作为治经的标准，经学研究中没有宋学存在的余地，把宋学从经学研究领域断然剔除，“汉学”专注整理古籍，遂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日本藩士伊地知季安（日语：伊地知季安）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紀長谷雄（日语：紀長谷雄）、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6]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

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针对1850年、1911年或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进行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三大地域特征编辑

• 一、東亞漢學，

以越南、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为中心（越南漢學、高麗漢學和日本漢學），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化内涵。^[1]（事實上，俄國蒙滿研究、日本殖民地日語文獻、琉球漢學亦應納入東亞漢學）

• 二、欧洲汉学，一是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二是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1]
• 三、美国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1]

东亚汉学编辑

一、概說编辑

1. 日本自隋唐時开始學習中国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明治维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
2. 近年來，韓國在東亞漢學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
3. 而越南作為漢字文化圈的成員，也一直致力於越南漢學的研究，尤其是漢喃學的研究。
4. 事實上，俄國做為中國的北鄰，對蒙滿研究有地利之便，研究歷史攸久而且著作豐富。加上後來蒙古文基里爾化，在文字習得上更加輕省，故而俄國蒙滿研究也該納入東亞漢學。主要是遼金元清時期的阿爾泰語言文字文獻研究。
5. 接著是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庸政權，如滿州國、汪精衛國民政府、台灣等地的日語文獻也代表了此一時期不同於中國本土觀點的中國研究，亦應納入東亞漢學。
6. 最後是琉球漢學，琉球自古為獨立國，在明治維新後才併入日本，其後通行日文。其實琉球在通行日文前使用的是漢文，因此琉球漢學同時兼有古漢語、日語文獻，與日本漢學不應混為一談，自應獨立為琉球漢學。

二、日本漢學编辑

• （一）日本漢詩：依蘇州大學教授^[7]轉引日人自己的分期如下：
  • 1.翰林期（646～1192）：包括了歷史上大和、奈良、平安三個時期。主要詩人：空海。
  • 2.叢林期（1191～1602）包括了歷史上鐮倉、日本南北朝、室町、桃山四個時期。主要詩人：絕海中津。
  • 3.儒林期（1603～1868）主要是江戶幕府到明治維新前的時期。主要詩人：石川丈山、荻生徂徠。
  • 4.士林期（1868～）明治維新以後的時期。主要詩人：國分青崖、岡倉天心、夏目漱石、橫山耐雪。
• （二）日本漢字
• （三）日本儒學

三、俄國漢學编辑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簽定之後，中俄始有往來，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學習中華文化，致力於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種文字。這些留學生後來成為漢學家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俄语：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等人。早期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後來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咸丰五年（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其中最著名的漢學家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俄语：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漢名為王习礼，並將《论语》、《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還编纂了《满俄大辞典》。

欧洲汉学编辑

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遥远的马可·波罗时代，即13世纪。史料显示，系统的汉学研究最早产生于16世纪，那时诸如利玛窦、南怀仁和安东尼·托马斯（Antoine Thomas）等基督教传教士正尝试向中国地區输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汉学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

启蒙时代是对探索与发现新大陆怀有极大好奇的时代。那些曾经流传于教士之间的叙述与信函被收录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清国此一大帝国震惊了每一个对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与此同时，汉学者们（这在当时是一份伟大的工作）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制观念以及审美观。尽管这种介绍难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这在当时的确养活了不少依靠贩卖“中国工艺品”生存的小商贩，当然，也一度引起热议。那时，清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進行研究，马约瑟發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視為漢學成立之年。此後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現了漢學研究，荷蘭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

伏尔泰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同时，也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一位读者，在元曲读记《赵氏孤儿记（L'orphelin chinois）》中，他也曾表达他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极感兴趣，他在《易经》中发现了一个完美演绎出来的素数序列。他还从中文本身提炼出了一个理想的、渊博的语言规则，即数学的本质——通过底层分析找出悖论。

1795 年，根据法国宪法，将于1796 年建立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在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一位从未踏上中国地區土地的人，于1725 年出版了《中国简述（Description de la Chine）》（4 卷插图本），这本书的大量资料是基于他与教友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这本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随即被译成四种语言出版。

到了17-18世纪，其他的传教士如理雅各（Legge ，1815-1897）在争取设立汉学学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而1810～1830年代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進行了英國人最早的漢語教學。在1834年廣州商館退出歷史舞臺前，商館持續近一個世紀的漢語教學，具有相當持久的影響，廣州商館甚至可說是英國最早的漢學機構。到1837年士丹頓以設置中文教授席位為條件，將馬禮遜私人購置帶回英國的中文書籍一萬冊捐予倫敦大學學院，而校方聘請的第一位講座教授，就是馬禮遜的學生塞缪尔·基德（英语：Samuel Kidd）（Samuel Kidd，1797-1843）^[8]。

到了20世纪，汉学家逐渐脱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研究体系。由汉学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议也使得汉学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如美国的费正清。

冷战期间，在法国，李克曼（西蒙·利斯（Simon Leys））强烈的批评了汉学对于政治的干预——左的或右的——对汉学独特但不失科学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还尖刻的讽刺了对汉学有所辩护的专家们，如阿兰·佩雷菲特。

在21世纪，汉学被广泛传播，因为汉学对中国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欧洲汉学表

敦煌學编辑

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來敦煌考察時偷竊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學之研究，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學者藤枝晃於西北師範學院演講時表示有學者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或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9]。曾有學者認為日本學者在漢學研究的份量可能會超過中国^[10]。

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11]。高本漢是第一位重構了中古漢語及上古漢語的語音的人。中国学已经被欧洲许多大学设定为可选专业。

• 夏芊若，“汉学家谈汉学”，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2日. 链接（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著，聯經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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