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豐變法
北宋王安石變法
熙豐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由於變法於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推行,故稱「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宋神宗支持并推行的,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對,造成新舊黨爭。新法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滅亡。
背景编辑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增加: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财政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导致北宋官僚机构持续膨胀,甚至于出现了“一官三人共之”的局面,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以至于“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最终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顿,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息”。政府却仍不限制地主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以至于富者有产而无税,贫者产去而税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终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1]。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为116,138,405,支出却达131,864,452之巨,很明显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见肘。
年 | 歲入 | 歲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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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天禧五年) | 150,850,100 | 126,775,200 |
1048(慶曆八年) | 103,596,400 | 89,383,700 |
1049(皇祐元年) | 126,251,964 | 126,251,964 |
1065(治平二年) | 116,138,405 | 131,864,452 |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2]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2]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庆历新政却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具体内容编辑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細項如下:
富国之法编辑
- 制置三司條例司
- 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類似現代的財政部,並將之地位提升)。
- 均輸法
-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資。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税捐)負擔。
- 青苗法
-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青苗法針對「兼併之家」趁農民青黃不接時發放高利貸,從中盤剝的狀況。由各縣政府每年分夏秋兩次貸款或糧食給農村主戶(自耕農),按戶等高低規定借貸數額,半年後加利息二分(20%)歸還。出發點是企圖以政府高利貸抵制民間高利貸,但措施過於簡單化--採用「散俵」「抑配」的辦法,帶有強制性,對不想借貸的農戶來講,無形是多了一種變相的稅收,可謂利弊參半。
- 農田水利法
-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類似一種地方稅,但專用於水利)
- 免役法
- 又稱「募役法」,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先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宋代職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戶中的上三等戶承擔,但實施中下等戶的稍富裕者無不充役,往往被職役壓得傾家蕩產,於是形成應役人戶千方百計逃避職役,「貧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現象。免役法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使民出錢僱役」的改革方案:
- 凡當役人戶按戶等高低出錢僱役--謂之「免役錢」;
- 凡有產業物力者而不承擔職役的人戶出錢助役--謂之「助役錢」
- 州縣政府所需役錢按僱役多少而定,在此數額以外多徵兩成(20%)--謂之「免役寬剩錢」
- 方田均稅法
- 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類似土地稅)。
- 市易法
- 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針對商業行為中存在的市無定價,富商大賈從中操縱獲利的狀況,在京師開封設立市易務,管理市場,物價賤時增價收購,物價貴時減價出售,並要商人以產業作抵押,向市易務貸款,年利二分(20%)。以後在幾十個大城市均設立市易務,並將開封市易務升格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這一辦法把商富大賈的商業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强兵之法编辑
- 保甲法
- 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閒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此制度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 裁兵法
- 整頓廂軍及禁軍: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 置將法
- 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各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質素(類似現代士官制度)。
- 保馬法
-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取士之法编辑
- 太學三舍法
-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 编写新教材
- 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等所谓“三经新义”。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王安石在《周官新义序》中说明,他训释《周礼》,意在“立政造事”。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 成为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统一经义,以“一道德”。为变法培育人才。
- 唯才用人
- 王安石等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许多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得到提拔,保守主义按资升迁的成规在变法中被打破了,成功为变法在舆论上宣传造势。
- 改革科舉
- 王安石重視官員治國能力,為確保質素,科革不再考詩賦,而改考更實用的經義和時務策,改善政府治國能力,又設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學、醫學、律學,培養大量專業人士,為國家貢獻。
- 設立學校
- 王安石為了培育專門人才,在國內廣設學校,並增加武學、律學、醫學等專科。
实行效果编辑
王安石的變法對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急於求成,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神宗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罷新法编辑
元豐八年(1085年),支持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但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死。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3]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4]。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5]。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宣仁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廢除舊法,恢復神宗的新法,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